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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走出〈三家巷〉_一个文二代的共和国记忆》第五章中间两节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 我们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年11月,毛主席在8月18日第一次接见北京的红卫兵,之后又在天安门广场上接见了几次,有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,也有站在吉普车上巡视。接见完首都红卫兵,已经开始接见外地来的了,而且很多没有正式加入红卫兵组织,手臂上没有红卫兵袖标的革命小将都被视为红卫兵,都能受到毛主席的接见。这时候的毛泽东,早已写了《炮打司令部》的大字报,也许,在这11月底的时候,什么一月革命,让群众把各级政府搞瘫痪,以便成立各级新的政权,已经在他心中打好了腹稿。他需要的就是这么一批涉世未深的痴狂的年轻人,去完成他无法无天的二次革命的目的。他要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了。 怀着明确的目标,到了北京,一下火车,我们就直奔红卫兵接待站。尽管我在北京有很多亲戚,我哥在北大读书,我三姐在农业学读书,二姐夫在人民银行总行工作。我顾不上与任何人联系，先去接特站报到。我们要见毛主席!我们要见毛主席！就这样,最后一班车,我赶上了毛主席的第八次,也就是最后的一次接见红卫兵。这一次之后,北京的天气已经太冷了,老人家已经不宜再外出站几个小时了。如果不是天气,他老人家可能还会接见更多的人,接受更多百分之百的忠心膜拜,完成更多的开创历史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宣传鼓动。 接待站的安排,是把我们统一集中到了通县,在那里集中编排,方阵操练,等待着毛主席的接见检阅。在接待站里,要填写一份个人资料表格,其中的家庭成分,填写的时候让我很费脑筋。我该填什么呢?黑帮?似乎没人这么说我父亲,反动权威,似乎也没下结论,想想运动还没结束,也用不着先心虚,再说,要见毛主席哪,怎么的也得“冒充”一把,于是,我还是填了革命干部。在我还住在学校基干民兵室的时候,由于党政领导都半瘫痪了,学校的钢印就放在基干民兵房间里,还有全部学生名册档案,以及一切重要资料。我们觉得好玩儿都自己搞了一个学生证。我当时只是用自己照片盖了印,什么都未填上,这次正好就派上了用场。当时,我真有那种冲动,一辈子跟着毛泽东干革命,干脆我把名字都改了,就叫向东生吧。向,这是个确有其事的姓,向东而生,是我生命的指引,起的这个名字,自己都觉得非常满意。当年,不少人也在文革期间改了名字。我是一时冲动,也许我并不算正式改名,但在串联期间,我用的就是这个名字。只有我们那一代人才能明白,在那个时代,唱的是《东方红》,受的是党教育,讲的是阶级斗争,吃的是忆苦餐,几平任何的家庭背景，任何的成长环境,都承受着巨大的红色压力,覆巢之下无完卵,绝大部分人,想的就是,我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,我要解放全人类,我要跟着毛泽东。 在通县集中操练期间,偶尔也有放假,也有自己活动的时候。我们三个人去过北大、清华、北京地质学院,到处去看大字报。当然,顺便的,我也见过了哥哥和三姐。印象深的是在通县集训中鸡西朋友的小事,组织我们训练的是解放军战士,要求挺严格,弄得大家都小有厌倦,这时,鸡西小子一见旁边有医疗帐篷,就会躲进去体息半天。出来以后,总是得意洋洋地显摆:我就知道里边一准是女医生,我就说我小肠疝气又犯了,她肯定不会检查,只是叫我休息,我就能在那温暖的帐篷里睡上一觉。从此我才知道,小肠疝气就是有一小段肠子从肚子里掉到阴囊了,据说还可以有时在上边,有时累了又掉下来,这是一种会痛的不大不小的毛病。鸡西小子机灵得很,人哪,到处走走,能长很多见识。 11月28日.我们终于等来了毛主席的接见。这天的凌晨一点，我们就已经在通县集结,分乘数辆部队卡车,最后到了安定门附近下车,再列成方阵。我们缓慢地在大街上,在黑暗之中一点一点地往前走。人很多,黑暗之中也能看到前面与后面的方阵。快12月的北京天气已经非常的冷,四五十年前的气候比现在可是要冷很多,我后来经历得最早的,是北京10月3目就下了第一场雪。那时候北京10月中句开始供暖,可供暖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叫唤冷得受不了。我虽不能确定当时的温度,但是我能确定,广东从来都不会这么冷。大家又困,话都不多,只听到黑夜冷清的大街上,不算整齐的沙沙的脚声,却始终有着一定的韵律,嘁嚓嘁嚓的,内里有着一种莫名的雄壮,预示着这是个巨大的群体,将要打破寒冷古城的宁静,迎来那惊天动地的场景。 带领着我们这些互不相识的青年人列成方阵的，全是现役的解放军,队伍才能非常的整齐有序。我很奇怪,哪来的这么多军人呢?当时没有人知道,北京卫戍区已经扩编,经毛主席亲自批准,已经组成四个师一个独立团十几万人的阵容。不用怀疑毛泽东是亲自指挥着文化大革命,他在上海点燃了火苗,回到北京之后,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八次接见红卫兵。毛泽东不满意当时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层,不满意派出工作组,接见红卫兵,显示的就是支持造反,接见红卫兵,预示着动乱,毛泽东要推倒一切重来。接见红卫兵,表示毛已经和他那些一起缔造共和国的昔日的战友挥手告别,他告别了新民主主义革命,告别了民主共和,告别了政治协商,告别了宪政。他在天安门城楼一再挥手,我们都以为仅仅是向青年革命者召唤,几十年后大家才明白,他当时已经决心立马奔向共产主义理想。他是向群众告别,向现实告别,向这个世界告别,奔向了他理想的乌托邦。 到了指定的地点，天还没亮，方阵才歇息下来。歇下来以后,我们都必须做的一件事是找厕所。找厕所并不难,你没法想象,当时为了这十几万人,天安门广场周围建了多少露天的临时厕所。如果不是北京这种马路宽阔,建筑物稀疏的地方,盖那么些个临时厕所是不可想象的。接见之后重返长安街,我看到除了一个又一个的已经遮盖的粪坑,街道上什么也没有。奇怪的还有，人行道上的这些一排又一排粪坑,直接就不知道把粪便排泄到哪里去了。而且,更奇怪的是活动过后,街道很快又能恢复原貌。不过,当我上厕所时,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,而且一生之中,我也仅仅经历过这么一次。那就是不论怎样努力,我都无法把自己的内裤绑好系上。天气实在是太冷了,穿的衣服不多,没有手套,冻得手指僵硬。把一个扣子系上花10分钟可能还划强塞进去了,可是要把古老的大裤衩上长长的带子转来弄去打个最普通的活结,两手硬是不听使唤,就是做不下来。好在等待的时间很长,等到天亮天气暖了,第二次上厕所才能完成上述基本功。 没有人说得出来我们在那条不知名的大街上等了多久,没有人有手表,也没有人会隨便离开方阵。其实,根本没有人在乎等待。等待的是盼望,是终生的荣耀,等待的是一辈子的幸福。北京的秋冬,阴沉难见阳光,没有阳光,我们最怕的是天气太冷接见取消。中午都过了也真的不觉着饥饿,兴奋依然在持续,支撑着一个个年轻的身体。 慢慢地,云层中透露出了一些太阳的影子。终于,前面的队伍有了动静,大家兴奋地站了起来,接着,是缓慢地向前走去。队伍走得是那样慢,以至于从南池子街拐出长安街后,都走了很久才到达天门广场。不是我们着急觉得时间慢,是广场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就不肯离去,队伍堵在那里了。 噢,见到了,见到毛主席了!毛主席站在高高的天安门城楼上，向前探着身子,拿着军帽挥手。我们的队伍走在长安街上,隔着金水桥,远远地向上望去,毛主席的脸是看不清的,但轮廓上人物是可辨认的,人物的动作还是可以看清。我们狂呼口号,不停地跳跃,我看到周围的人大部分流出热泪。我是个非常敏感的人，但却很少在人多的场合掉泪,如果一、两人的环境下,看个电影我都容易掉泪,这也许就叫性格内向吧。中国人通常都在人多的时候被要求表现情绪,我却喜欢把内心的体验留给自己,我不喜欢表现给别人看的作态。但是这一刻，每一个人无疑是真实地被感动了,也许,这只有个人崇拜的年代和国度里才会有,现代的人,怎么可能理解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,而且,天安门广场的宏伟,人群的密集,倒海排山的声浪,确实难遇,震撼人心。 看到周恩来的身影,不停地从中间走到西边,又从西边走回中间，用力急促挥手,指挥队伍不能停下,尽快通过。我们久久不能抬脚，不断回头张望,实在不忍离去…… 第二天,我和伙伴还重回广场,走到天安门红色的城墙边,用毛主席语录的扉页,磨擦留下红色的墙粉,我们立誓把这红色的墙粉终生携带,把主席的接见永记心中。 史家胡同里的大家庭 年12月,毛泽东不缺崇拜,接见全国各地红卫兵,不是为享受欢呼和拥戴,接下来12月份和下年初发生的事情,完全证明了他的雄韬伟略与精准的安排。破四旧中已经疯狂的红卫兵受到伟大领袖的肯定和撑腰,他们誓要除去一切牛鬼蛇神,现在的目标是最高当权派。北京市市长彭真,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开了万人批斗会,这些十来二十岁的年轻人,似乎从未曾受此重托,现在,除了毛主席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,他们不会再听任何人指挥,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声令下,别说公安、法院、政府,就是部队武装的军营都敢冲。武汉、广州，很多地方都发生了冲击军区的群众行为。政府崩溃了,连中央政治局、中央委员会都已经不再存在。 下来的一件事就很能说明间题，北京卫戍区司令是新提拔的傅丛碧，不过是少将。周恩来和他商量,把一大批像刘少奇这样的老干部监管了起来，其实是既关押又保护了起来。毛泽东接见过傅丛碧,还肯定了这个举动。但不久,江就说傅冲击中央文革,结果是搞出来一个杨(成武)余(立金）傅(从碧)反党集团。广东上去的陶铸,名列毛泽东、linbiao、周恩来之后的第四位,而且是中央央文革小组副组长,可是没多久也被打倒下了台。政治起落,时局变迁之快,令人目瞪口呆,然而一切尽在毛泽东掌握之中。其实,自从年延安整风之后,党内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挑战毛泽东的权威,所有的副手,接班人,包括刘少奇、linbiao,全部是拥戴毛追随毛并且为毛的党内斗争立了大功才得以成功。自然,除了毛,也没有别人可以让他们下台。又或者说,毛让他们下台,他们自然也就只能下台。 接着中央宣布,因为天气寒冷,全国学生大串联已经不合时宣,应户暂停,来年4月再重开,并号召学生们回到本地闹革命。这当然只是官方说法,我和那位鸡西的小朋友还相约明年4月再重新相聚,其实过了这个村早就没有这个店了。这时候,我离开了红卫兵接待站，住到了我哥哥姐姐们的母亲草明的家里,那里还有从东北过来的我大姐的孩子们,我之前根本没见过他们,也算是认认亲。在北京灯市口史家胡同一个小四合院,我才认清了我原来有一个复杂的大家庭。当然,号召小将们回家的时候,说明年4月再来,到时候也就不算数了，诚信,在中国是为政策服务的,政策是为路线服务的,路线,自然是领袖的手指挥的。 父亲著作成为反动小说。 草明,是我三姐和哥哥的生母。我大姐和二姐的生母肯定只是家庭妇女,旧社会封建,原配一般都是由父母包办的婚姻。稍有成就的人物离家闯荡后大抵都抛弃了原配。极为动荡的社会,自由恋爱好像大有道理。我父亲的原配,听说后来日本入侵时被日本飞机炸死了。草明是广东顺德人,也是上海左联时期的左翼作家,在上海与我父亲结婚,在延安时离婚。父母对我说,草明当时得了肺结核,这个病当时死亡率很高,且有很高的传染性。草明在解放后的成名小说《乘风破浪》，是写工人阶级的,而且在北京她几乎在名人中排不上队,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冲击应该不算太大,至少,我住在她家的时候，她并没有受关押。 草明对我很客气,也还很友善,她跟我私下里多次说,你妈妈人没有什么,是你父亲不好。她的这句话,总结了他们三个人两段婚姻的恩恩怨怨，我是接受和认同的。因为这是婚姻受伤害者的立场,我没有理由不相信它。不过,我的哥姐们是否同意,我就十分怀疑了。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,他们应该更崇拜父亲,不认为父亲有什么过错,而视我母亲为破坏者,拿现代人的话说是小三。 接下来草明告诉我,我的生母虞迅,是她的亲妹妹,她们原来都姓吴。她不单带着我母亲长大,而且,还是她亲自把我母亲带上了革命道路,带到延安。,原来,我的外公曾是清朝的大官,做过类似广东广西两省巡抚那样的大官。我外公有七房妻妾,子女成群。在女孩里边,她排第九,我母亲第十。我在广州的那个舅舅,在男孩里边,第十四,但他们三个,是一母所生。换句话说,我的外婆,是我外公最后的一位小妾氏。我母亲3岁的时候,我外公就去世了。自然,家道中落,曾经在顺德容奇镇一整条街道都姓吴的家族,也就分崩离析。我母亲压根没过过多少好日子,7岁又死了娘,跌跌撞撞跟着哥哥姐姐才得以长大。 父亲与草明。 历史的事实一旦过去了,后人就不太容易了解,后来人所知道的历史,不过是胜利者或幸存者的认知和解释。婚姻家庭更是充满隐私,不足为外人道。我母亲来到这个世界时,我外公已经近70岁,同样,我的父亲生我的时候也已经40多岁,家里的事,甚至有什么亲戚,我的父母都少有提及,所以,做家里的么儿,其实也有很不划算的地方。父亲很爱母亲,但是一个男人娶完姐姐娶妹妹,一个妹妹挤走姐姐嫁姐夫,不说是在传统的中国社会,即便是在任何地方,应该都是少有发生。这使人容易怀疑当事者的品格,总有一点不光彩,或可视为丑闻。我听了这件事,心里非常的不舒服,我相信,我们兄弟姐妹五个,对这件事都如鲠在喉。至于我的母亲,这更应该是她终生的心病。我哥曾说我母亲是:感情丰富,性格柔弱。其实，在她善良的背后,她只是四方讨好,到了晚年,她常明显表现出紧张,怕伤害,郁郁寡欢。 母亲后来多次跟我说,延安女人很少,作为广东姑娘的她,当时20多岁,曾有过很多的追求者,有名有姓的名人都提到过几个,我记得的,就有共产党的理论家艾思奇。经组织批准,我父亲与我母亲年在延安结婚。婚后我母亲曾非常专心地带大我的哥哥,但我曾耳闻姐姐们的风言风语,说我母亲本来就是个保姆,去延安是替姐姐家带孩子的。我是父母婚后6年才出生的,可惜我未曾问过这是为什么。我所知道的母亲履历,去延安前她在武汉毕业于蒋介石为校长的三青团办的抗日学校,可能也就是个中学。在延安,我母亲的职务是中央文艺研究院党支部书记。这种大机关里的支部书记,往往也是最没有能耐和水平的人干的活。 多少恩怨,总为事出有因,倘若人能预知以后,大抵做事终会谨慎,后来也就少却好些悔恨烦恼。不过,人终究是人,性情之内,不管不顾,风风火火,便是一生。父亲在,家尚完好。外人如何议论传不到我们耳朵里。父亲一走,非同一婚姻生下的子女关系原形毕露,同父异母的子女很快便已成路人,这是后话了。 欧阳燕星欢迎留言，打赏，转发 赞赏 人赞赏 |
